自由時報 12/12/2004
文／記者王凌莉
舞台劇《舞者阿月》將前輩舞蹈家蔡瑞月的人生首度搬上舞台，戲自一九九四年中華舞蹈社面臨拆除，引起藝術界關懷救援運動演起；再以倒敘手法把觀眾視覺帶回一九四六年的春天，那是二次大戰結束的第二年，赴日習舞的蔡瑞月懷抱滿身技藝與對藝術的熱誠回到台灣，開始她為舞蹈奉獻的人生旅程。
在燈明燈滅及燈區轉換間，故事由一段段記憶串連，從與雷石榆相愛而結合生子、受到政治迫害家庭分散、黑牢之災、投注三十年心力開創台灣創作舞蹈路，到因為作品《晚霞》禁演離開家鄉移居澳洲落幕，蔡瑞月一甲子精采的人生濃縮在一百三十分鐘呈現。
編導汪其楣用放大鏡來看蔡瑞月的「生命傳奇」，她甚至親自上台詮釋「蔡瑞月」一角，說話的口音、走路的輕盈體態、神情，她努力且用心地「學著」劇中的主人翁。舞台上一幕幕地流動，認識或不認識蔡瑞月的觀眾，都看到她人生裡的「重點」。不過，藉由文字的描繪，我們還可以填補台上沒演出來的細節……
火車聲隆隆 拉近千里時空
一九九○年夏末初秋，蔡瑞月在兒子雷大鵬與媳婦蕭渥廷陪伴下，帶著兩個孫子飛赴中國，「四十多年沒有音訊，一連絡上就想看看他，也想讓他看看兩個孫子。」她回憶著說。從北京到河北保定的火車擠滿了旅客，她很習慣火車滑過鐵軌的響聲……，跟一九六○年代的台鐵鐵軌聲音很像，當時為了「中華舞蹈社」各地分社的舞蹈教學創作與經營工作，「當然也為了忘記不愉快的事情，」蔡瑞月每個月在基隆、宜蘭、苗栗與台北間奔波。
慢車行過鐵軌規律的「空隆」節奏，「聽起來聲音很優美」，她當時捨不得浪費車上的時光，反倒放慢心情的腳步，讀起雷石榆留給她的作品和書，火車帶著她南北教舞，夫婿的文字成了她旅途最好的伴。「他常寫些短詩給我，直覺告訴我，他不是壞人，他外表很英俊，相當討女孩喜歡。」憶起雷石榆，蔡瑞月的表情裡深含著對情愛的滿足感。
蔡瑞月說，和雷石榆相識是在「國際戲院」公演結束後，「他來看演出，是一個風度翩翩的男子。」當時在台灣長官公署交響樂團（後來的省交）擔任編審的雷石榆，因為精通北京話與日本話，成了蔡瑞月申請演出時與政府各機關間的翻譯。
戰後的最初幾年，物資相當缺乏，台北的公車路線沒有今日的發達，除了人力車和計程車之外，腳踏車是一般民眾的主要交通工具。她記得，當年在台北寄住農安街二哥家，那一帶還沒發展，和市中心的「城內」比較起來相當荒涼，體貼的雷石榆不僅扮演翻譯的角色，也負責接送，「每次出門辦事情，他都用腳踏車接送我。」而雷石榆在許昌街的宿舍也成為他們的休息中繼站，兩人朝暮相聚，彼此生情。
龜山島在遠處靜靜地看她讀著雷石榆的詩集，「婚後沒幾天，他寫了首《假如我是一隻海燕》的詩給我」她說，用這首詩編的舞，她可以在台上獨舞十分鐘，現場伴著詩歌朗誦，舞蹈意境表現台灣堅強地屹立在太平洋上。
大海曾經承載著她的舞蹈夢想，也讓她的人生跌落到晦暗的深淵。
碼頭一別四十多年
後來雷石榆在台大找到教職，給了蔡瑞月穩定的生活。婚後沒多久，香港中文大學有意邀請他前往任教，他滿心歡喜地申請帶家眷出境。當時台大內部派系鬥得厲害 ，平日敢言又敢寫的雷石榆不知得罪了誰，被捕入獄。雷石榆被捕後，蔡瑞月顧不得才出生的兒子大鵬，有好一陣子，她像多數政治受害人的妻子一樣，瘋子般地四處找丈夫。從小生在富裕家庭的她，才開始嘗到人情冷暖，有些熟人這時突然變得生疏，像在逃瘟疫，避她們為恐不及。
關了四、五個月後的雷石榆，轉監基隆港務局，準備遣送出境。當時雷石榆沒有船班的正確訊息，因此蔡瑞月只能先把行李送到碼頭寄存，每天抱著剛滿周歲的兒子探監，日復一日，連碼頭工人都熟識了。這天，戲劇性的情節真像是上天刻意編好的劇本來磨難這對深情夫妻，兒子大鵬發起高燒，蔡瑞月便留下兒子在家休息，自己跑到碼頭探消息，沒想到船卻在這一天起錨，「我很想跟著先生走，可是大鵬不在身邊，我不能走。」倉皇之下，隨手丟了兩只皮箱給丈夫。她說，連在日本習舞、公演的照片和結婚證書都隨著先生走了，自己在岸上不停地對著船揮手，直到見不著船影。
兩年的婚姻生活，她連張結婚證書都沒留下，「我沒想到會這樣分離，一分就四十多年……」保定的火車車箱塞滿人，空氣也隨著人多污濁起來，車軌上的聲響聽起來熟悉，不過，周遭的人和車窗外的環境卻令她感到陌生；此刻，她想到數小時之後的會面是個「未知」時，心緒難以平靜。
再度重逢對面不相識
幾個小時的折騰，蔡瑞月一行人終於抵達保定車站，當時已從河北大學外語研究所教職退休的雷石榆，在學生陪同下早就站在月台前等待。經過四十多年歲月的流逝與身心摧殘，兩人再相見，約莫半世紀前的俊男已不復見，眼前是一位髮鬢斑白的老翁，「當然我自己也老了，」她止不住內心的錯愕，靜默地凝視著對方。
一旁的蕭渥廷儘管在台灣不止千次陪著婆婆從泛黃微損的相片裡「回憶」從未謀面的公公，見了面也認不出來，看到公婆重逢不相識的情景，「那種感覺，好像彼此都在尋找著『熟悉的對方』，」她一陣鼻酸，深怕眼眶的淚水隨時會溢流出來。
凝結的時間很快地融化，沒有太多思考，蔡瑞月大方且勇敢地上前搭著雷石榆的肩，擁抱著他，一股無法言傳的感覺立刻湧上心頭，「我們回家吧。」她說了話。進了家門，蔡瑞月更是驚訝萬分，「如果只分開十年或者十五年……現在，他已經有家室了……」交雜的心緒她難以言表，只說，見到他佝僂的身形和歷盡滄桑的面痕，文革對他的折磨清楚寫在臉上，儘管期待了近半個世紀，她也無法再要求什麼。
就這一面，她帶著兒媳和兩個孫子認了父親╱祖父，算是了樁心願。六年後，雷石榆離開了人間，他昔日的翩翩風采永遠活在蔡瑞月的心中。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4/new/dec/12/life/art-1.htm
Thursday, July 09, 2009
Wednesday, July 08, 2009
Tuesday, July 07, 2009
牢獄與玫瑰－蔡瑞月的人生浮現
自由時報 2001.08.10. 文／李昂
照片提供／蔡瑞月文化基金會
那個在日本受現代舞啟蒙，一心想要為台灣舞蹈界創造綠洲的蔡瑞月，如果不是回台灣後受白色恐怖迫害，基本上等同於被禁足，她能為台灣舞蹈界開拓的天空，相信絕不止於此。
十六歲的蔡瑞月即有機會到日本，跟隨名舞蹈家石井漠學舞。
1
來到了一個新的世紀，回頭看生於一九二一年的舞蹈家蔡瑞月的一生，我發現，藉著蔡瑞月的舞作、生平，不斷修正我對台灣的印記。
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即使在中國，「五四運動」也剛過不久。蔡瑞月該是我們依過往教科書，國民黨教育教導下的「民國女子」。
有意思的是，這類被歸為剪短髮、爭自由、崇尚個人的「民國女子」，我們的記憶中有張愛玲、丁玲等等，當然，還有最近紅極一時的林徽音，以及名女人陸小曼等。
可是絕不會有蔡瑞月。
蔡瑞月不被歸為這類的「民國女子」，因為，我們被教導台灣於那個階段，是一片文化沙漠，是沒有什麼文化的邊陲之地。
然後我們發現，在日本殖民教育下的蔡瑞月，四年級就有機會在慈善園遊會跳老師編的《水仙花》。她自編自舞則是更早以童謠《桃太郎》編舞，那時候，她才五歲。
而一九三七年，十六歲的蔡瑞月，即有機會到日本東京，跟隨名舞蹈家石井漠學舞。據蔡瑞月的口述傳記，石井漠「以芭蕾的一部分元素，加上『舞蹈詩』概念，再融合律動原理。」如此的結合也是響應鄧肯所提倡的新舞蹈精神。
二十世紀初的日本、東京，作為一個明治維新後的國際都市，蔡瑞月學習的，已經是往後成為二十世紀主流的「現代舞」。
我們還要發現，隨著日本軍國主義的擴充（這點我以為該譴責），但卻造就了蔡瑞月隨石井漠、石井綠舞團南洋勞軍的機會。兩次的巡迴演出，蔡瑞月到過北越、雲南、緬甸等地演出數百場。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蔡瑞月還繼續在日本國內工廠、戶外巡迴演出六百多場，作為資深舞者－「每次擔綱跳的舞碼很多」。
先不用追問民國初年的台灣是否如我們一向被教導的是文化荒漠、化外邊陲之地。但從蔡瑞月的身上，我們看到了蔡瑞月在習舞的過程，並不閉塞，與世界的潮流，也相去不遠。
差別或只在，戰爭期間，日本舞界師法德國現代舞派，瑪麗．魏格曼（Mary Wigman）等，較不重視其他歐美舞派。
而培育女兒這樣的舞蹈教育，也並非一定是鉅富世家。出生在台南市的蔡瑞月，在口述歷史中自稱「父親白手起家，辛苦經營二、三家餐廳，家境小康」。
2
戰後返鄉的蔡瑞月在兩千多人乘坐的「大久丸」上，迫不及待的編跳起舞來，《咱愛咱台灣》一舞可以顯現這位時年二十五歲的台灣女性，該是懷帶著對故鄉的滿懷憧憬吧！
返鄉後蔡瑞月投入教舞、開設舞蹈社、舞作發表會，為著的是對舞蹈的那份與生俱來的熱情。
－我樂於演出，不必為了什麼。
然而來自中國的「祖國」顯然並不曾善待這位為國民黨軍隊勞軍、賑災義演的舞者。二二八事變後，先是新婚不久的丈夫雷石榆被捕，接著被驅逐出境，造成兩人台灣、中國兩地相隔數十年，及至九○年才再見面。
一九四九年，蔡瑞月也因白色恐怖被囚，直到五三年才自綠島被釋返家。
導致這一段悲劇的，並非因著蔡瑞月或丈夫雷石榆有何政治動機、作為。而是身為詩人、畫家、交響樂團編審、在台大任教的雷石榆，因蔡瑞月的一名學生從香港來信，說「你們快來吧！很多人從香港渡往大陸，如果你去，他們會重用你」而被捕、坐牢，並被放逐廣州。之後潛入香港，等待妻小團聚，一封未寫通訊地址的家書，導致蔡瑞月一再被逼問是否與丈夫聯絡，並坐三年黑牢。
在有許多人被捕、長期監禁、甚至喪命的不公不義的時代裡，蔡瑞月的遭遇或不是最淒慘的。但對於一個藝術家，一個熱愛舞蹈的舞蹈家，在白色恐怖的迫害下，藝術、舞蹈創作，從此走上極端艱難的歲月。
得不斷接受調查，定時向「上級」會報，這些有形的騷擾一定造成蔡瑞月極大的困擾。但這個熱愛舞蹈的女人，顯然不曾被打倒，她繼續開辦舞蹈社教舞，最盛大時期，在一九六○年左右，舞蹈社學生達三、四百人。
但作為一個藝術工作者，最重要的創作與學習自由，無疑被剝奪了。
從日本來的多次邀約，都不能成行，直到一九六○年才能前往東京，並參加第二十二回藝術舞蹈新作發表合同公演。但一九六三年的橫濱演出未能成行，一九七○年的韓國邀約也未履行，要直到一九七五才成行。
作為一個曾坐過牢、「有案底」的藝術家，蔡瑞月一定得更加倍的努力才能被「放行」出國，而在其時整個封閉的台灣社會裡，她能創作的空間，也一定深受限制。
我們很清楚的看出，在從日本回台的「大久丸」上，蔡瑞月以露肩、露肚臍的一身華麗且帶異國風味的裝扮，跳自編的《印度之歌》，顯現出了對遙遠世界的夢想與憧憬。然而，這類似的創作方向，在往後的四十年間，曾被擠壓，而成為編跳《貴妃醉酒》、《苗女弄杯》、《虞姬舞劍》等所謂的「民族舞」。
另外的空間，則在編作《胡桃鉗》、《玫瑰之魂》等芭蕾舞劇。創作舞顯然並非這時期的主流。
那個在日本受現代舞啟蒙，一心想要為台灣舞蹈界創造綠洲的蔡瑞月，如果不是回台灣後受白色恐怖迫害，基本上等同於被禁足，她能為台灣舞蹈界開拓的天空，相信絕不止於此。
然而即使如此，早期（一九四九）的《海之戀》、一九五三年的《傀儡上陣》、一九六二年的《牢獄與玫瑰》、六五年的《姑婁芭女王》、七○年的《傷痕》等等，仍可看出掙扎著創作的蔡瑞月。
3
我生長的時代，使我記憶中有「蔡瑞月」這三個字。她編演的大型芭蕾舞劇《吉賽兒》等，使封閉的台灣觀眾在早期仍能一窺芭蕾舞的風貌。她教導的學生，也為台灣的舞蹈界繼續向下紮根。
不管稱蔡瑞月作「台灣舞蹈的月娘」、或「台灣舞蹈的傳奇」，都可窺視她為台灣舞蹈界啟蒙與開創的地位。作為第一代的台灣舞者，她的重要性與歷史地位，無人能出其右，她傳奇的一生，也勢必豐富了台灣的舞蹈歷史。
而於這個勇敢、堅毅的奇女子一生中，有一個片刻，讓我難以自禁的深切感動著：
那是一九四七年，雷石榆被囚禁在基隆港務局拘留所，在要被遣送出境時，蔡瑞月於丈夫搭乘的小船出海前，最後一次見到他－
「他（雷石榆）見我來了，馬上請求海軍上尉讓我跟他一起走，我未等上尉的回答，先就說不行，因為今天正好沒抱大鵬（雷、蔡之子）出來，我怕這一出去就回不來了，於是和石榆商量，不如他先出去，我則回台南見父親一面，順便舉辦一場臨別發表會，然後再帶大鵬和他會合。」
這個一生熱愛舞蹈的女子，真的是將一生的幸福，送給了舞蹈。是太天真，才使得涉世未深，未知道政治恐怖的舞蹈家，在與丈夫分別的時刻，居然還想著要「舉辦一場臨別發表會」，還以為能「再帶大鵬和他會合」。
於這位女舞蹈家的心中，「再舉辦一場臨別發表會」，是如此的重要，以至於，這個心願，加上兒子的因素，阻隔了與丈夫天倫團聚的機會。
必是對舞蹈無盡的熱愛，才在這樣關鍵的時刻，心中茲茲念念的，還是舞蹈。
我們向這位台灣舞蹈的前輩，致最高的敬意。
當然不免要想，如果蔡瑞月當時同丈夫離開台灣，在中國，限於種種因素，她會不會像江文也，一輩子鬱卒？而留在台灣，卻造就了她一生輝煌的舞蹈生命。
幸與不幸間，又如何衡量，是否果真造化弄人？
而蔡瑞月目前無疑又面臨另一波折難，在中山北路的舞蹈社，極可能在人為縱火之下，被燬於一旦，重建之路何其遙遠與艱辛。只我們不免要問，如果台灣近年來的民主進步，仍無助於蔡瑞月舞蹈社的重建，那麼，與舊時代對本土藝術文化的漠視與打壓相較，究竟「進步」了什麼？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1/new/aug/10/life/article-1.htm
照片提供／蔡瑞月文化基金會
那個在日本受現代舞啟蒙，一心想要為台灣舞蹈界創造綠洲的蔡瑞月，如果不是回台灣後受白色恐怖迫害，基本上等同於被禁足，她能為台灣舞蹈界開拓的天空，相信絕不止於此。
十六歲的蔡瑞月即有機會到日本，跟隨名舞蹈家石井漠學舞。
1
來到了一個新的世紀，回頭看生於一九二一年的舞蹈家蔡瑞月的一生，我發現，藉著蔡瑞月的舞作、生平，不斷修正我對台灣的印記。
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即使在中國，「五四運動」也剛過不久。蔡瑞月該是我們依過往教科書，國民黨教育教導下的「民國女子」。
有意思的是，這類被歸為剪短髮、爭自由、崇尚個人的「民國女子」，我們的記憶中有張愛玲、丁玲等等，當然，還有最近紅極一時的林徽音，以及名女人陸小曼等。
可是絕不會有蔡瑞月。
蔡瑞月不被歸為這類的「民國女子」，因為，我們被教導台灣於那個階段，是一片文化沙漠，是沒有什麼文化的邊陲之地。
然後我們發現，在日本殖民教育下的蔡瑞月，四年級就有機會在慈善園遊會跳老師編的《水仙花》。她自編自舞則是更早以童謠《桃太郎》編舞，那時候，她才五歲。
而一九三七年，十六歲的蔡瑞月，即有機會到日本東京，跟隨名舞蹈家石井漠學舞。據蔡瑞月的口述傳記，石井漠「以芭蕾的一部分元素，加上『舞蹈詩』概念，再融合律動原理。」如此的結合也是響應鄧肯所提倡的新舞蹈精神。
二十世紀初的日本、東京，作為一個明治維新後的國際都市，蔡瑞月學習的，已經是往後成為二十世紀主流的「現代舞」。
我們還要發現，隨著日本軍國主義的擴充（這點我以為該譴責），但卻造就了蔡瑞月隨石井漠、石井綠舞團南洋勞軍的機會。兩次的巡迴演出，蔡瑞月到過北越、雲南、緬甸等地演出數百場。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蔡瑞月還繼續在日本國內工廠、戶外巡迴演出六百多場，作為資深舞者－「每次擔綱跳的舞碼很多」。
先不用追問民國初年的台灣是否如我們一向被教導的是文化荒漠、化外邊陲之地。但從蔡瑞月的身上，我們看到了蔡瑞月在習舞的過程，並不閉塞，與世界的潮流，也相去不遠。
差別或只在，戰爭期間，日本舞界師法德國現代舞派，瑪麗．魏格曼（Mary Wigman）等，較不重視其他歐美舞派。
而培育女兒這樣的舞蹈教育，也並非一定是鉅富世家。出生在台南市的蔡瑞月，在口述歷史中自稱「父親白手起家，辛苦經營二、三家餐廳，家境小康」。
2
戰後返鄉的蔡瑞月在兩千多人乘坐的「大久丸」上，迫不及待的編跳起舞來，《咱愛咱台灣》一舞可以顯現這位時年二十五歲的台灣女性，該是懷帶著對故鄉的滿懷憧憬吧！
返鄉後蔡瑞月投入教舞、開設舞蹈社、舞作發表會，為著的是對舞蹈的那份與生俱來的熱情。
－我樂於演出，不必為了什麼。
然而來自中國的「祖國」顯然並不曾善待這位為國民黨軍隊勞軍、賑災義演的舞者。二二八事變後，先是新婚不久的丈夫雷石榆被捕，接著被驅逐出境，造成兩人台灣、中國兩地相隔數十年，及至九○年才再見面。
一九四九年，蔡瑞月也因白色恐怖被囚，直到五三年才自綠島被釋返家。
導致這一段悲劇的，並非因著蔡瑞月或丈夫雷石榆有何政治動機、作為。而是身為詩人、畫家、交響樂團編審、在台大任教的雷石榆，因蔡瑞月的一名學生從香港來信，說「你們快來吧！很多人從香港渡往大陸，如果你去，他們會重用你」而被捕、坐牢，並被放逐廣州。之後潛入香港，等待妻小團聚，一封未寫通訊地址的家書，導致蔡瑞月一再被逼問是否與丈夫聯絡，並坐三年黑牢。
在有許多人被捕、長期監禁、甚至喪命的不公不義的時代裡，蔡瑞月的遭遇或不是最淒慘的。但對於一個藝術家，一個熱愛舞蹈的舞蹈家，在白色恐怖的迫害下，藝術、舞蹈創作，從此走上極端艱難的歲月。
得不斷接受調查，定時向「上級」會報，這些有形的騷擾一定造成蔡瑞月極大的困擾。但這個熱愛舞蹈的女人，顯然不曾被打倒，她繼續開辦舞蹈社教舞，最盛大時期，在一九六○年左右，舞蹈社學生達三、四百人。
但作為一個藝術工作者，最重要的創作與學習自由，無疑被剝奪了。
從日本來的多次邀約，都不能成行，直到一九六○年才能前往東京，並參加第二十二回藝術舞蹈新作發表合同公演。但一九六三年的橫濱演出未能成行，一九七○年的韓國邀約也未履行，要直到一九七五才成行。
作為一個曾坐過牢、「有案底」的藝術家，蔡瑞月一定得更加倍的努力才能被「放行」出國，而在其時整個封閉的台灣社會裡，她能創作的空間，也一定深受限制。
我們很清楚的看出，在從日本回台的「大久丸」上，蔡瑞月以露肩、露肚臍的一身華麗且帶異國風味的裝扮，跳自編的《印度之歌》，顯現出了對遙遠世界的夢想與憧憬。然而，這類似的創作方向，在往後的四十年間，曾被擠壓，而成為編跳《貴妃醉酒》、《苗女弄杯》、《虞姬舞劍》等所謂的「民族舞」。
另外的空間，則在編作《胡桃鉗》、《玫瑰之魂》等芭蕾舞劇。創作舞顯然並非這時期的主流。
那個在日本受現代舞啟蒙，一心想要為台灣舞蹈界創造綠洲的蔡瑞月，如果不是回台灣後受白色恐怖迫害，基本上等同於被禁足，她能為台灣舞蹈界開拓的天空，相信絕不止於此。
然而即使如此，早期（一九四九）的《海之戀》、一九五三年的《傀儡上陣》、一九六二年的《牢獄與玫瑰》、六五年的《姑婁芭女王》、七○年的《傷痕》等等，仍可看出掙扎著創作的蔡瑞月。
3
我生長的時代，使我記憶中有「蔡瑞月」這三個字。她編演的大型芭蕾舞劇《吉賽兒》等，使封閉的台灣觀眾在早期仍能一窺芭蕾舞的風貌。她教導的學生，也為台灣的舞蹈界繼續向下紮根。
不管稱蔡瑞月作「台灣舞蹈的月娘」、或「台灣舞蹈的傳奇」，都可窺視她為台灣舞蹈界啟蒙與開創的地位。作為第一代的台灣舞者，她的重要性與歷史地位，無人能出其右，她傳奇的一生，也勢必豐富了台灣的舞蹈歷史。
而於這個勇敢、堅毅的奇女子一生中，有一個片刻，讓我難以自禁的深切感動著：
那是一九四七年，雷石榆被囚禁在基隆港務局拘留所，在要被遣送出境時，蔡瑞月於丈夫搭乘的小船出海前，最後一次見到他－
「他（雷石榆）見我來了，馬上請求海軍上尉讓我跟他一起走，我未等上尉的回答，先就說不行，因為今天正好沒抱大鵬（雷、蔡之子）出來，我怕這一出去就回不來了，於是和石榆商量，不如他先出去，我則回台南見父親一面，順便舉辦一場臨別發表會，然後再帶大鵬和他會合。」
這個一生熱愛舞蹈的女子，真的是將一生的幸福，送給了舞蹈。是太天真，才使得涉世未深，未知道政治恐怖的舞蹈家，在與丈夫分別的時刻，居然還想著要「舉辦一場臨別發表會」，還以為能「再帶大鵬和他會合」。
於這位女舞蹈家的心中，「再舉辦一場臨別發表會」，是如此的重要，以至於，這個心願，加上兒子的因素，阻隔了與丈夫天倫團聚的機會。
必是對舞蹈無盡的熱愛，才在這樣關鍵的時刻，心中茲茲念念的，還是舞蹈。
我們向這位台灣舞蹈的前輩，致最高的敬意。
當然不免要想，如果蔡瑞月當時同丈夫離開台灣，在中國，限於種種因素，她會不會像江文也，一輩子鬱卒？而留在台灣，卻造就了她一生輝煌的舞蹈生命。
幸與不幸間，又如何衡量，是否果真造化弄人？
而蔡瑞月目前無疑又面臨另一波折難，在中山北路的舞蹈社，極可能在人為縱火之下，被燬於一旦，重建之路何其遙遠與艱辛。只我們不免要問，如果台灣近年來的民主進步，仍無助於蔡瑞月舞蹈社的重建，那麼，與舊時代對本土藝術文化的漠視與打壓相較，究竟「進步」了什麼？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1/new/aug/10/life/article-1.htm
Monday, July 06, 2009
[政治哲學讀書會] 7/7 Social Justice I
政治哲學讀書會
時間: 7/7(二) 上午10:00~12:00
地點: 心哲所會議室
材料: Political Philosophy by Adam Swift
報告者:威諄
本次討論主題:
[Justice]
Concept v. conceptions: the case of justice.
Hayek v. social justice.
Rawls: justice as fai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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