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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August 19, 2009

8/17/2009 到阿里山幫忙救災

這個周末我們在網路上看到一則消息:阿里山地區的村落因為風災對外交通中斷,村落內的居民已經斷糧數天。當時媒體焦點都在高雄與屏東,這份訊息並未被外界所注意。這次的救災工作是由長老教會的嘉義中會負責召集並籌備物資,將由人力的方式運送物資到村落裡,以解決居民急迫的物資需求。

我覺得如果有意願和能力,應該去幫忙,目前各個災區最缺的是人力。但也不可能冒然地就南下幫忙,因為這次徵求幫忙是一天一批,幫忙運送完物資便下山,我們經過判斷,認為:既然目前需要我們,我們也有能力幫忙,所以就一起南下到嘉義了。後來得知洪裕宏老師和謝志偉也要去幫忙,就一起前往。

運送物資的日子是星期一,並且要在上午六點就集合出發。所以我們在星期天就南下,並在當天晚上到長老教會了解狀況及報到。在長老教會的牧師的報告中,我們才得知:直到目前,政府尚未在阿里山地區進行救災工作,該地區自風災後以斷電及交通中斷數天(至星期一已10天了),阿里山中受困的七個村落已經快要斷糧。上周五已由泰雅族的青年運送第一批物資到村落中,但還是急迫需要更多的物資,特別是油料、發電機、電池、衛生用品等。我們在知道相關訊息後,相當訝異,現在已經是風災後第十天,政府的力量竟然還未進入災區,倘若不是民間的力量來協助,居民在斷電與交通中斷的情況下,無法與外界聯繫,恐怕會陷入斷糧的危機。

阿里山的村落主要因為明隧道的坍方,並且地層下陷,導致交通中斷。我們透過小貨車運作物資及人力到明隧道口,再由人力揹著物資運送到對面的村落。坍方的道路旁便是山谷,只要一不小心跌落,真的是會粉身碎骨的。可是,前往幫忙運送物資的泰雅族人與在網路上看到訊息前來幫忙的年輕人,約200多人,就在這險峻的山況下,在山中沿著斷崖前進,以人力運送物資。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禁要問:政府在哪裡?政府有軍隊、有專業的器材、有我們納稅所提供的資源,為什麼政府做不到,人民反而做的到?後來在嘉義遇到一位司機,我們和他描述目前阿里山透過人民力量救災的情況,他竟然回答:「軍隊沒來幫忙,是因為太危險了」就是因為這麼危險、村落情況緊急,所以才更需要透過軍隊的力量啊!更何況人民都冒著生命危險去救人了!不然,我們繳這麼多稅、讓政府擁有這麼多權力是做什麼的?真正需要政府時,卻等不到政府的出現。如果我們人民和政府的關係就如同社會契約論所描述:我們提供政府部分權力,讓政府服務人民;當政府違反契約,並未做到政府該做的事時,人民是有權推翻政府的。這個司機非但不責怪政府,反而幫政府找藉口,就是有這樣的人民,難怪就算政府做不好也不需要為此認錯或負責。

我們在台北車站集合一起南下。

長老教會的牧師說明目前阿里山的情況:上周五已搶通至57K附近的路段,目前僅能管制單向通車(38K-57K),但之後的路段因為明隧道的崩塌,內部的村落還是處在交通中斷的情況。星期一的計畫是搭車至明隧道口,再步行運送物資上山,去程預計走5小時,回程3-4小時。但因為星期天下午下了一場大雨,不確定已搶通的路段是否又有坍方,所以確定的路況要至星期一早上才能知道。
星期一早上六點,網路上看到資訊的年輕人在長老教會前的廣場集合。約有60-80位來自台灣各地的年輕人看到網路上的訊息,前來幫忙救災。











因為要運送物資的路段大多充滿泥濘,一踩入鞋子便會拔不出來,所以大家得換上雨鞋。許多路段並非平坦道路,可能需要爬行,所以大家也換上麻布手套。




















來山上勘查的兩台直升機。後來聽長老教會的人說,空投物資其實對居民幫助不大。主要原因是空投物資掉落的地點可能離村落很遠,災民無法取得物資;空投的單位不知道居民的需求,所以投入物資也不一定真的能解決需求。此外,像發電機和油料等這些有緊急需求的物資也不可能空投。所以,才需要人力幫忙運送。

網路青年和泰雅族青年集結,並進行編組。

大家把物資運上小貨車,來幫忙的人力也一起上車。

交通管制口:38K。
交通管制口:38K。
過了38K的路段。這裡本來是柏油路,因為風災造成土石滑落。
阿里山大部分的公路兩旁都種滿了檳榔樹,檳榔樹的根很淺,降雨量大時便容易產生水土流失的現象。此外,其實大部分的檳榔樹是平地人上來種的,但是風災時受苦的卻是原住民


很多路段充滿泥濘並且十分不平穩,只有四輪傳動的車能上山,我們就坐著小貨車上山。












路上崩塌的大石塊。
明隧道口,大家把物資揹起來,準備運到村子裡。













崩塌的明隧道,目前裡面都是爛泥,一踩就會整隻腳陷入。洪裕宏老師、柏青和映彤幫忙揹物資。












柏油路已經塌掉了,而且又地層下陷。






















所有到山中村落的路都斷了,只能靠人走出一條路來。這條路很不好走,一不小心踩空、腳滑,就會跌落山谷。 照片中的可以看到沿著一條線行走、幫忙揹物資入山的人。










對面的村落就是運送物資的目的地。












Thursday, July 09, 2009

蔡瑞月幕後的人生

自由時報 12/12/2004
文/記者王凌莉

 舞台劇《舞者阿月》將前輩舞蹈家蔡瑞月的人生首度搬上舞台,戲自一九九四年中華舞蹈社面臨拆除,引起藝術界關懷救援運動演起;再以倒敘手法把觀眾視覺帶回一九四六年的春天,那是二次大戰結束的第二年,赴日習舞的蔡瑞月懷抱滿身技藝與對藝術的熱誠回到台灣,開始她為舞蹈奉獻的人生旅程。

 在燈明燈滅及燈區轉換間,故事由一段段記憶串連,從與雷石榆相愛而結合生子、受到政治迫害家庭分散、黑牢之災、投注三十年心力開創台灣創作舞蹈路,到因為作品《晚霞》禁演離開家鄉移居澳洲落幕,蔡瑞月一甲子精采的人生濃縮在一百三十分鐘呈現。

 編導汪其楣用放大鏡來看蔡瑞月的「生命傳奇」,她甚至親自上台詮釋「蔡瑞月」一角,說話的口音、走路的輕盈體態、神情,她努力且用心地「學著」劇中的主人翁。舞台上一幕幕地流動,認識或不認識蔡瑞月的觀眾,都看到她人生裡的「重點」。不過,藉由文字的描繪,我們還可以填補台上沒演出來的細節……

火車聲隆隆 拉近千里時空
 一九九○年夏末初秋,蔡瑞月在兒子雷大鵬與媳婦蕭渥廷陪伴下,帶著兩個孫子飛赴中國,「四十多年沒有音訊,一連絡上就想看看他,也想讓他看看兩個孫子。」她回憶著說。從北京到河北保定的火車擠滿了旅客,她很習慣火車滑過鐵軌的響聲……,跟一九六○年代的台鐵鐵軌聲音很像,當時為了「中華舞蹈社」各地分社的舞蹈教學創作與經營工作,「當然也為了忘記不愉快的事情,」蔡瑞月每個月在基隆、宜蘭、苗栗與台北間奔波。

 慢車行過鐵軌規律的「空隆」節奏,「聽起來聲音很優美」,她當時捨不得浪費車上的時光,反倒放慢心情的腳步,讀起雷石榆留給她的作品和書,火車帶著她南北教舞,夫婿的文字成了她旅途最好的伴。「他常寫些短詩給我,直覺告訴我,他不是壞人,他外表很英俊,相當討女孩喜歡。」憶起雷石榆,蔡瑞月的表情裡深含著對情愛的滿足感。

 蔡瑞月說,和雷石榆相識是在「國際戲院」公演結束後,「他來看演出,是一個風度翩翩的男子。」當時在台灣長官公署交響樂團(後來的省交)擔任編審的雷石榆,因為精通北京話與日本話,成了蔡瑞月申請演出時與政府各機關間的翻譯。

 戰後的最初幾年,物資相當缺乏,台北的公車路線沒有今日的發達,除了人力車和計程車之外,腳踏車是一般民眾的主要交通工具。她記得,當年在台北寄住農安街二哥家,那一帶還沒發展,和市中心的「城內」比較起來相當荒涼,體貼的雷石榆不僅扮演翻譯的角色,也負責接送,「每次出門辦事情,他都用腳踏車接送我。」而雷石榆在許昌街的宿舍也成為他們的休息中繼站,兩人朝暮相聚,彼此生情。

 龜山島在遠處靜靜地看她讀著雷石榆的詩集,「婚後沒幾天,他寫了首《假如我是一隻海燕》的詩給我」她說,用這首詩編的舞,她可以在台上獨舞十分鐘,現場伴著詩歌朗誦,舞蹈意境表現台灣堅強地屹立在太平洋上。

 大海曾經承載著她的舞蹈夢想,也讓她的人生跌落到晦暗的深淵。

碼頭一別四十多年
 後來雷石榆在台大找到教職,給了蔡瑞月穩定的生活。婚後沒多久,香港中文大學有意邀請他前往任教,他滿心歡喜地申請帶家眷出境。當時台大內部派系鬥得厲害 ,平日敢言又敢寫的雷石榆不知得罪了誰,被捕入獄。雷石榆被捕後,蔡瑞月顧不得才出生的兒子大鵬,有好一陣子,她像多數政治受害人的妻子一樣,瘋子般地四處找丈夫。從小生在富裕家庭的她,才開始嘗到人情冷暖,有些熟人這時突然變得生疏,像在逃瘟疫,避她們為恐不及。

 關了四、五個月後的雷石榆,轉監基隆港務局,準備遣送出境。當時雷石榆沒有船班的正確訊息,因此蔡瑞月只能先把行李送到碼頭寄存,每天抱著剛滿周歲的兒子探監,日復一日,連碼頭工人都熟識了。這天,戲劇性的情節真像是上天刻意編好的劇本來磨難這對深情夫妻,兒子大鵬發起高燒,蔡瑞月便留下兒子在家休息,自己跑到碼頭探消息,沒想到船卻在這一天起錨,「我很想跟著先生走,可是大鵬不在身邊,我不能走。」倉皇之下,隨手丟了兩只皮箱給丈夫。她說,連在日本習舞、公演的照片和結婚證書都隨著先生走了,自己在岸上不停地對著船揮手,直到見不著船影。

 兩年的婚姻生活,她連張結婚證書都沒留下,「我沒想到會這樣分離,一分就四十多年……」保定的火車車箱塞滿人,空氣也隨著人多污濁起來,車軌上的聲響聽起來熟悉,不過,周遭的人和車窗外的環境卻令她感到陌生;此刻,她想到數小時之後的會面是個「未知」時,心緒難以平靜。

再度重逢對面不相識
 幾個小時的折騰,蔡瑞月一行人終於抵達保定車站,當時已從河北大學外語研究所教職退休的雷石榆,在學生陪同下早就站在月台前等待。經過四十多年歲月的流逝與身心摧殘,兩人再相見,約莫半世紀前的俊男已不復見,眼前是一位髮鬢斑白的老翁,「當然我自己也老了,」她止不住內心的錯愕,靜默地凝視著對方。

 一旁的蕭渥廷儘管在台灣不止千次陪著婆婆從泛黃微損的相片裡「回憶」從未謀面的公公,見了面也認不出來,看到公婆重逢不相識的情景,「那種感覺,好像彼此都在尋找著『熟悉的對方』,」她一陣鼻酸,深怕眼眶的淚水隨時會溢流出來。

 凝結的時間很快地融化,沒有太多思考,蔡瑞月大方且勇敢地上前搭著雷石榆的肩,擁抱著他,一股無法言傳的感覺立刻湧上心頭,「我們回家吧。」她說了話。進了家門,蔡瑞月更是驚訝萬分,「如果只分開十年或者十五年……現在,他已經有家室了……」交雜的心緒她難以言表,只說,見到他佝僂的身形和歷盡滄桑的面痕,文革對他的折磨清楚寫在臉上,儘管期待了近半個世紀,她也無法再要求什麼。

 就這一面,她帶著兒媳和兩個孫子認了父親╱祖父,算是了樁心願。六年後,雷石榆離開了人間,他昔日的翩翩風采永遠活在蔡瑞月的心中。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4/new/dec/12/life/art-1.htm

Tuesday, July 07, 2009

牢獄與玫瑰-蔡瑞月的人生浮現

自由時報 2001.08.10. 文/李昂
照片提供/蔡瑞月文化基金會

那個在日本受現代舞啟蒙,一心想要為台灣舞蹈界創造綠洲的蔡瑞月,如果不是回台灣後受白色恐怖迫害,基本上等同於被禁足,她能為台灣舞蹈界開拓的天空,相信絕不止於此。

十六歲的蔡瑞月即有機會到日本,跟隨名舞蹈家石井漠學舞。



1

來到了一個新的世紀,回頭看生於一九二一年的舞蹈家蔡瑞月的一生,我發現,藉著蔡瑞月的舞作、生平,不斷修正我對台灣的印記。

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即使在中國,「五四運動」也剛過不久。蔡瑞月該是我們依過往教科書,國民黨教育教導下的「民國女子」。

有意思的是,這類被歸為剪短髮、爭自由、崇尚個人的「民國女子」,我們的記憶中有張愛玲、丁玲等等,當然,還有最近紅極一時的林徽音,以及名女人陸小曼等。

可是絕不會有蔡瑞月。

蔡瑞月不被歸為這類的「民國女子」,因為,我們被教導台灣於那個階段,是一片文化沙漠,是沒有什麼文化的邊陲之地。

然後我們發現,在日本殖民教育下的蔡瑞月,四年級就有機會在慈善園遊會跳老師編的《水仙花》。她自編自舞則是更早以童謠《桃太郎》編舞,那時候,她才五歲。

而一九三七年,十六歲的蔡瑞月,即有機會到日本東京,跟隨名舞蹈家石井漠學舞。據蔡瑞月的口述傳記,石井漠「以芭蕾的一部分元素,加上『舞蹈詩』概念,再融合律動原理。」如此的結合也是響應鄧肯所提倡的新舞蹈精神。

二十世紀初的日本、東京,作為一個明治維新後的國際都市,蔡瑞月學習的,已經是往後成為二十世紀主流的「現代舞」。

我們還要發現,隨著日本軍國主義的擴充(這點我以為該譴責),但卻造就了蔡瑞月隨石井漠、石井綠舞團南洋勞軍的機會。兩次的巡迴演出,蔡瑞月到過北越、雲南、緬甸等地演出數百場。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蔡瑞月還繼續在日本國內工廠、戶外巡迴演出六百多場,作為資深舞者-「每次擔綱跳的舞碼很多」。

先不用追問民國初年的台灣是否如我們一向被教導的是文化荒漠、化外邊陲之地。但從蔡瑞月的身上,我們看到了蔡瑞月在習舞的過程,並不閉塞,與世界的潮流,也相去不遠。

差別或只在,戰爭期間,日本舞界師法德國現代舞派,瑪麗.魏格曼(Mary Wigman)等,較不重視其他歐美舞派。

而培育女兒這樣的舞蹈教育,也並非一定是鉅富世家。出生在台南市的蔡瑞月,在口述歷史中自稱「父親白手起家,辛苦經營二、三家餐廳,家境小康」。

2

戰後返鄉的蔡瑞月在兩千多人乘坐的「大久丸」上,迫不及待的編跳起舞來,《咱愛咱台灣》一舞可以顯現這位時年二十五歲的台灣女性,該是懷帶著對故鄉的滿懷憧憬吧!

返鄉後蔡瑞月投入教舞、開設舞蹈社、舞作發表會,為著的是對舞蹈的那份與生俱來的熱情。
-我樂於演出,不必為了什麼。

然而來自中國的「祖國」顯然並不曾善待這位為國民黨軍隊勞軍、賑災義演的舞者。二二八事變後,先是新婚不久的丈夫雷石榆被捕,接著被驅逐出境,造成兩人台灣、中國兩地相隔數十年,及至九○年才再見面。

一九四九年,蔡瑞月也因白色恐怖被囚,直到五三年才自綠島被釋返家。

導致這一段悲劇的,並非因著蔡瑞月或丈夫雷石榆有何政治動機、作為。而是身為詩人、畫家、交響樂團編審、在台大任教的雷石榆,因蔡瑞月的一名學生從香港來信,說「你們快來吧!很多人從香港渡往大陸,如果你去,他們會重用你」而被捕、坐牢,並被放逐廣州。之後潛入香港,等待妻小團聚,一封未寫通訊地址的家書,導致蔡瑞月一再被逼問是否與丈夫聯絡,並坐三年黑牢。

在有許多人被捕、長期監禁、甚至喪命的不公不義的時代裡,蔡瑞月的遭遇或不是最淒慘的。但對於一個藝術家,一個熱愛舞蹈的舞蹈家,在白色恐怖的迫害下,藝術、舞蹈創作,從此走上極端艱難的歲月。

得不斷接受調查,定時向「上級」會報,這些有形的騷擾一定造成蔡瑞月極大的困擾。但這個熱愛舞蹈的女人,顯然不曾被打倒,她繼續開辦舞蹈社教舞,最盛大時期,在一九六○年左右,舞蹈社學生達三、四百人。

但作為一個藝術工作者,最重要的創作與學習自由,無疑被剝奪了。

從日本來的多次邀約,都不能成行,直到一九六○年才能前往東京,並參加第二十二回藝術舞蹈新作發表合同公演。但一九六三年的橫濱演出未能成行,一九七○年的韓國邀約也未履行,要直到一九七五才成行。

作為一個曾坐過牢、「有案底」的藝術家,蔡瑞月一定得更加倍的努力才能被「放行」出國,而在其時整個封閉的台灣社會裡,她能創作的空間,也一定深受限制。

我們很清楚的看出,在從日本回台的「大久丸」上,蔡瑞月以露肩、露肚臍的一身華麗且帶異國風味的裝扮,跳自編的《印度之歌》,顯現出了對遙遠世界的夢想與憧憬。然而,這類似的創作方向,在往後的四十年間,曾被擠壓,而成為編跳《貴妃醉酒》、《苗女弄杯》、《虞姬舞劍》等所謂的「民族舞」。

另外的空間,則在編作《胡桃鉗》、《玫瑰之魂》等芭蕾舞劇。創作舞顯然並非這時期的主流。
那個在日本受現代舞啟蒙,一心想要為台灣舞蹈界創造綠洲的蔡瑞月,如果不是回台灣後受白色恐怖迫害,基本上等同於被禁足,她能為台灣舞蹈界開拓的天空,相信絕不止於此。

然而即使如此,早期(一九四九)的《海之戀》、一九五三年的《傀儡上陣》、一九六二年的《牢獄與玫瑰》、六五年的《姑婁芭女王》、七○年的《傷痕》等等,仍可看出掙扎著創作的蔡瑞月。

3

我生長的時代,使我記憶中有「蔡瑞月」這三個字。她編演的大型芭蕾舞劇《吉賽兒》等,使封閉的台灣觀眾在早期仍能一窺芭蕾舞的風貌。她教導的學生,也為台灣的舞蹈界繼續向下紮根。

不管稱蔡瑞月作「台灣舞蹈的月娘」、或「台灣舞蹈的傳奇」,都可窺視她為台灣舞蹈界啟蒙與開創的地位。作為第一代的台灣舞者,她的重要性與歷史地位,無人能出其右,她傳奇的一生,也勢必豐富了台灣的舞蹈歷史。

而於這個勇敢、堅毅的奇女子一生中,有一個片刻,讓我難以自禁的深切感動著:

那是一九四七年,雷石榆被囚禁在基隆港務局拘留所,在要被遣送出境時,蔡瑞月於丈夫搭乘的小船出海前,最後一次見到他-

「他(雷石榆)見我來了,馬上請求海軍上尉讓我跟他一起走,我未等上尉的回答,先就說不行,因為今天正好沒抱大鵬(雷、蔡之子)出來,我怕這一出去就回不來了,於是和石榆商量,不如他先出去,我則回台南見父親一面,順便舉辦一場臨別發表會,然後再帶大鵬和他會合。」

這個一生熱愛舞蹈的女子,真的是將一生的幸福,送給了舞蹈。是太天真,才使得涉世未深,未知道政治恐怖的舞蹈家,在與丈夫分別的時刻,居然還想著要「舉辦一場臨別發表會」,還以為能「再帶大鵬和他會合」。

於這位女舞蹈家的心中,「再舉辦一場臨別發表會」,是如此的重要,以至於,這個心願,加上兒子的因素,阻隔了與丈夫天倫團聚的機會。

必是對舞蹈無盡的熱愛,才在這樣關鍵的時刻,心中茲茲念念的,還是舞蹈。

我們向這位台灣舞蹈的前輩,致最高的敬意。

當然不免要想,如果蔡瑞月當時同丈夫離開台灣,在中國,限於種種因素,她會不會像江文也,一輩子鬱卒?而留在台灣,卻造就了她一生輝煌的舞蹈生命。

幸與不幸間,又如何衡量,是否果真造化弄人?

而蔡瑞月目前無疑又面臨另一波折難,在中山北路的舞蹈社,極可能在人為縱火之下,被燬於一旦,重建之路何其遙遠與艱辛。只我們不免要問,如果台灣近年來的民主進步,仍無助於蔡瑞月舞蹈社的重建,那麼,與舊時代對本土藝術文化的漠視與打壓相較,究竟「進步」了什麼?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1/new/aug/10/life/article-1.htm

Saturday, February 21, 2009

[活動] 不該被遺忘的歷史 重回二二八事件引爆點

不該被遺忘的歷史
讓我們一起重回歷史現場
以電影還原歷史



日期: 2009年2月27日
時間: 19:00~21:00
地點: 天馬茶坊舊址
近南京西路延平北路口(南京西路183號)

影片: 傷痕二二八

http://proudorange.blogspot.com/2009/02/blog-post_21.html

[活動] 看天馬茶坊 看二二八

從電影 回到二二八
從這裡 了解台灣

日期: 2009年2月27日
時間: 中午12:00
地點: 陽明大學 學生餐廳
影片: 天馬茶坊




導演:
林正盛【春花夢露】、【美麗在唱歌】
演員:
林 強、蕭淑慎、戴立忍
龍劭華、陳明章、陳淑芳
鍾佳珍、鈕承澤

青頻果有限公司 製作
一部充滿對台灣憐愛與深刻人性的電影

台灣,曾是個青翠蒼鬱的婆娑之島;台北,原是片荒煙蔓草,沼澤叢生之地;大稻埕,日據時代是”台灣人”的代名詞;『天馬茶房』,是大稻埕一家以前衛﹐文藝人士聚集及相親聞名的咖啡廳。

這家高尚昂貴的咖啡廳有間密室,常常有另一批人進進出出,這些作曲作詞家、新劇劇團的導演和演員,都時常聚集在名辯士詹天馬開設的『天馬茶房』密室,暢談自己的抱負,共同關心當時的政局,偷偷打探祖國的情形;這群身處日本殖民政府統治下、身受思想箝制之苦的青年,藉歌曲和戲劇抒發情感,就像法國塞納河畔的” 左岸咖啡館”經常可以看到畢卡索等藝術家流連忘返、高談闊論,天馬茶房也蘊釀出周添旺、李臨秋、陳達儒等音樂家。

日治時代的台語歌曲僅僅存活了八年,這些充滿著期待與羨慕的歌曲,巧妙的傳達他們對愛情、對祖國摯熱的渴望。『天馬茶房』是他們心靈的過棧,也像一只放大鏡,清晰的反應二二八事件前台灣人的夢與理想,是個不該被遺忘的咖啡館。本劇藉歌曲創作讓他們有機會感受到過去台灣曾擁有的優質文化置身五十年前二二八事件前夕大稻埕的氛圍中,深刻體驗那個動亂悲劇的時代背景﹐觸及當時那些人的心靈世界,進而產生同情及諒解﹐寬恕與包容。

五十年前,這個島上的青年不管他們的青春夢、自由夢、戀愛夢多麼的虛微渺茫;五十年來,台灣海峽黑水溝的暖流依然如期的更換,台灣人的靈魂依然熱情澎湃。《天馬茶房》寫出五十年前的臺灣夢,也唱出他們心中的《幸福進行曲》。

http://proudorange.blogspot.com/2009/02/blog-post_7302.html